刊於2015年11月3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我的辦公室對面是住宅，幾十層樓高的公寓。還不到五點，室內竟然傳來陣陣飄香——那是家裡蒜蓉炒菜的味道啊！辦公時間到六點，可我在五點聞到菜香之後就心神渙散，只想回家罷了。員工士氣大受影響，活似現代版的『四面楚歌』。這樣的情況是我公司的損失，而禍首是對面的住宅。公司要解決這問題，怎麼辦？
實際上，此等飯香造成的影響，微不足道。公司若有其事，硬是要解決，大可封閉窗戶，阻隔部分香氣即可。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問題』存在，就可以帶到經濟學討論的話題了。
員工士氣大受影響，是公司損失。要避免公司受損，可以強行禁止住宅炒菜，但這會造成住戶的損失，因為一家四口可能就無法準時開飯或享天倫樂了。讓住戶煮菜吧？公司損失；禁止住戶煮菜吧？住戶損失。兩者都有問題，怎麼辦？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先確定私有產權的界定：我們要先搞明白，到底住戶有沒有煮菜的權利。如果住戶逾矩，依法懲處可也。
讓我們假設住戶沒有任何煮菜的限制，住戶可以任意隨意煮。煮啊煮，我的飯菜千里香，影響到你嗎？對不起啊早點回家吧！
於是，我們就來到解決問題的第二步——確認事件中的得益者與受損人，然後進行產權的交易。
在社會上，任何人的行為都會對他人構成影響。這種現象，經濟學上稱為『界外效應』（或曰經濟外部性）。這些影響，經濟學上稱爲『交易費用』。小的可以通過風俗習慣約束、妥協；大者需要損益雙方磋商、交易。
從這個角度看，擺在眼前的問題如下：公司辦公與住戶煮菜，是公司要補貼住戶，請求他們不要在辦公時間內煮菜；還是住戶賠償公司，好讓公司接受住戶在辦公時間內『污染』公司的環境？
答案如下：如果煮菜的權利屬於住戶，公司需補貼住戶；如果住戶沒有煮菜權利，住戶要和公司磋商，釐定補償額。
以上假設性的問題到此為止。轉看煙霾問題。
眾所周知，今天籠罩著馬來西亞的霾害源於印尼的燒芭活動。燒芭所為者開墾，因為用火可以節省幾倍的費用，以至於大企業及小村民都『燒』此不彼。注意，燒芭的是企業和村民。追究霾害責任的過程裡，政府扮演的是中間人角色。政府可以貪污腐敗（例如收賄默許燒芭）、剛愎自用（例如不接受深受影響的鄰國援助），卻不應該是問責對象。
按照印尼現有法律規章，燒芭實屬犯法，問題在於搜證困難，燒芭者往往得以逃過法律制裁。很遺憾，雖然產權確立，但是監管費用太高，使得法律形同無物。
參照飯菜飄香的例子，在煙霾問題上，私有產權雖然界定清楚，但是由於執法困難，問題無法解決。
煙霾問題，可大可小，不是講笑的。它給人民帶來的健康問題還有諸多不便，遑論人們休閒娛樂得到的消費者盈餘和外國遊客來馬旅行的收入。費用龐大，不在話下。承擔著如此成本，受影響的人們又得到什麼好處？答案是沒有。
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走解決問題的第二步——確認事件中的得益者和受損人。不管怎樣，受損一方必須得到適量的賠償（如果事先約定，可以謂之『補償』）。找出燒芭得益者比揪出放火元兇，容易不止百倍——燒過的土地，誰發展，誰埋單！
目前，媒體已經羅列了非常詳盡的受害者清單，但得益者的名字卻寥寥無幾。而當印尼研究機構提出涉及燒芭活動的包括馬來西亞的跨國企業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神經緊張地認爲這是推卸責任的言論——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步！
Tuesday, July 19, 2016
馬來西亞人民的自由
刊於2015年9月2日《星洲日報》言路版（經編輯更易的題目為〈自由如何被濫用〉）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調，說：人們濫用自由了！
在討論人有沒有濫用自由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自由的含義。可不是嗎？我說，你是笨蛋！你應該要知道“笨蛋”的含義才會生氣。你說我濫用“自由”，我用得濫的到底是什麼？
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詞彙，其含義何其模糊。而利益團體尤其政客最喜挾其模糊特色大做文章，更甚的是大動手筆，藉機管這個、管那個。
要給“自由”定義，談何容易，一本書都說不完！諾貝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將其畢生所思所學，著成兩本論著，其一曰《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其二曰《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資》書已成逾半個世紀，今人仍對“自由”一知半解，可不悲乎！
一句話，自由是指一個人可以在不受威迫的情況底下做出任何選擇。這種威迫，可以發生在親友或者和陌生人之間。政府的一個功能，就是避免這種威迫的產生。但是，這種發生在個人層面的威迫，一般而言，絕不可怕。個人面對組織，那種威迫才要命。
弗里德曼說，自由最大的威脅源自權力的集中。就目下而言，最可怕的威迫，來自於集大權於一尊的政府。政府立下的各種管制法令，直接地限制了人民可以作出的選擇，根本上就是一種威迫。
舉個典型的例子：政府規定轎車司機、乘客必須繋上安全帶，違者要被罰款。這法例的出發點大概是要保障人民安全，但也罔顧了人民爲了繋安全帶可能帶來的不便和不適。出於大家長主義的思維，我們習慣假設人民不懂也不會照顧自己，政府因此有責任有必要介入。可是，誰能比自己更在乎自己的性命呢？反過來說，如果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生死了，政府又有必要插手嗎？
如是法例者俱有很大討論空間。我們不應該抱“理所當然”的態度，否則必遭魚肉。強制繋安全帶的法例究竟救了幾條命，還是造就了更多警察收“咖啡錢”的機會？法例的好壞，要考慮成本與收益，從效果去衡量。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每一項管制，都有限制自由的效果。適度的限制可以帶來效益，反之會對社會造成損害。除了古時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他們亦要面對外敵侵犯領土之憂！），世上從來沒有“絕對自由”這回事。就算沒有法律，互相侵犯，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從這個觀點看“自由”，我想不出“自由”可以怎樣被濫用——在不受威迫的情況下，我做的一切選擇，都是自由的選擇。受到威迫（或管制），我做的選擇，就是不自由的選擇。濫用自由從何說起？
再者，從這個簡單定義出發，“自由”也並不含義著人們淨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一方面，人們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每個社會本來就有著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就算沒有法律，人與人之間也會互相規範、互相制約，自成一套社會秩序。大家會想要共同繁榮，不會只懂互相傷害。
這就帶到政府想要管制網絡的話題了。網絡上充斥著語言暴力或者虛假信息，眾所周知；網絡上的污言穢語，看了只覺討厭；而要分辨消息真偽，又要大費腦筋。這些是網絡使用者要付出的代價了。在讓政府制訂法令管制網絡前，人民應該先問自己，願意承擔這樣的代價嗎？政府管制網絡以後，我們失去的又會是什麽？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調，說：人們濫用自由了！
在討論人有沒有濫用自由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自由的含義。可不是嗎？我說，你是笨蛋！你應該要知道“笨蛋”的含義才會生氣。你說我濫用“自由”，我用得濫的到底是什麼？
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詞彙，其含義何其模糊。而利益團體尤其政客最喜挾其模糊特色大做文章，更甚的是大動手筆，藉機管這個、管那個。
要給“自由”定義，談何容易，一本書都說不完！諾貝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將其畢生所思所學，著成兩本論著，其一曰《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其二曰《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資》書已成逾半個世紀，今人仍對“自由”一知半解，可不悲乎！
一句話，自由是指一個人可以在不受威迫的情況底下做出任何選擇。這種威迫，可以發生在親友或者和陌生人之間。政府的一個功能，就是避免這種威迫的產生。但是，這種發生在個人層面的威迫，一般而言，絕不可怕。個人面對組織，那種威迫才要命。
弗里德曼說，自由最大的威脅源自權力的集中。就目下而言，最可怕的威迫，來自於集大權於一尊的政府。政府立下的各種管制法令，直接地限制了人民可以作出的選擇，根本上就是一種威迫。
舉個典型的例子：政府規定轎車司機、乘客必須繋上安全帶，違者要被罰款。這法例的出發點大概是要保障人民安全，但也罔顧了人民爲了繋安全帶可能帶來的不便和不適。出於大家長主義的思維，我們習慣假設人民不懂也不會照顧自己，政府因此有責任有必要介入。可是，誰能比自己更在乎自己的性命呢？反過來說，如果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生死了，政府又有必要插手嗎？
如是法例者俱有很大討論空間。我們不應該抱“理所當然”的態度，否則必遭魚肉。強制繋安全帶的法例究竟救了幾條命，還是造就了更多警察收“咖啡錢”的機會？法例的好壞，要考慮成本與收益，從效果去衡量。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每一項管制，都有限制自由的效果。適度的限制可以帶來效益，反之會對社會造成損害。除了古時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他們亦要面對外敵侵犯領土之憂！），世上從來沒有“絕對自由”這回事。就算沒有法律，互相侵犯，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從這個觀點看“自由”，我想不出“自由”可以怎樣被濫用——在不受威迫的情況下，我做的一切選擇，都是自由的選擇。受到威迫（或管制），我做的選擇，就是不自由的選擇。濫用自由從何說起？
再者，從這個簡單定義出發，“自由”也並不含義著人們淨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一方面，人們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每個社會本來就有著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就算沒有法律，人與人之間也會互相規範、互相制約，自成一套社會秩序。大家會想要共同繁榮，不會只懂互相傷害。
這就帶到政府想要管制網絡的話題了。網絡上充斥著語言暴力或者虛假信息，眾所周知；網絡上的污言穢語，看了只覺討厭；而要分辨消息真偽，又要大費腦筋。這些是網絡使用者要付出的代價了。在讓政府制訂法令管制網絡前，人民應該先問自己，願意承擔這樣的代價嗎？政府管制網絡以後，我們失去的又會是什麽？
教育制度與種族和諧
刊於2015年8月21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新上任的副首相阿末扎希首次對我國的教育制度作評論。他說，現時國民團結的癥結乃在於立國至今發展出來的多源流教育制度，進而勸籲人民為了國家的和諧和統一而妥協。
在作出評論前，我們不妨天真地——如三歲小孩般——提問：什麼叫做“和諧”？
離開小學教育已快有三分之一個甲子，道德教育課本有沒有給“和諧”來個定義，我不知道。但是，課本上三大種族——哈山、木都、小明——站在國旗前手拉著手嘴巴撕開著笑呵呵的畫面，我依稀記得。
“三大種族和睦共處”是政府在教育上極之努力並且已經成功塑造給國民的印象。可事實是什麼，從小學生身邊全是單一種族（華校就都是華人、國民學校就都是馬來人）來看，三大種族要手拉著手有一段大距離。
以此視之，副首的話不無道理。問題還是那個，什麼是“和諧”？手拉著手叫和諧嗎？那你應該只和女朋友“和諧”過吧！
換個角度。出身於不同教育制度下的學子之間會有“不和諧”嗎？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馬來西亞的留學生鬧過事吧？不同種族/民族的同學/同僚之間可能有文化/行事風格的差異帶來的不理解以至於爭拗，但是這些在種族內、甚至一個家庭裡都常發生。“不和諧”從何說起？
再考慮另一個角度吧。中國那大一統的義務教育制度，就真的締造了一個“和諧”社會嗎？中國所謂的和諧政策，說到底，是一黨專政的政府鞏固政權的舉措。大陸民眾更戲虐地以“河蟹”這個諧音替代了“和諧”。統一教育制度的結果是“和諧”社會還是“河蟹”社會？
在搞清楚何謂“和諧”前，我對副首言論的看法是：單一源流的學校或許可以促成種族間更多的交流，進而促進所謂的種族“和諧”；可如上指出以及無數我們不知道的例子都說明，種族和諧不需要通過也不會因為劃一的教育制度而形成。
我認為統一各源流學校不可取，可不是說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沒有問題。重點是，我們應該要問：這些問題是什麼，而它們又是源自哪裡，最後再求解決之道。不談問題，直接提出解決方法——這樣看副首的建議，顯然是有點“猴急”，不講道理了。
多源流學校或許是影響國民團結的一個因素，可它絕對不是全部，甚且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官員們如果能做個表率——謹言慎行，擺事實説道理，而不是一味地撈取政治利益或者管制權利，這樣更能促進國民團結吧？
新上任的副首相阿末扎希首次對我國的教育制度作評論。他說，現時國民團結的癥結乃在於立國至今發展出來的多源流教育制度，進而勸籲人民為了國家的和諧和統一而妥協。
在作出評論前，我們不妨天真地——如三歲小孩般——提問：什麼叫做“和諧”？
離開小學教育已快有三分之一個甲子，道德教育課本有沒有給“和諧”來個定義，我不知道。但是，課本上三大種族——哈山、木都、小明——站在國旗前手拉著手嘴巴撕開著笑呵呵的畫面，我依稀記得。
“三大種族和睦共處”是政府在教育上極之努力並且已經成功塑造給國民的印象。可事實是什麼，從小學生身邊全是單一種族（華校就都是華人、國民學校就都是馬來人）來看，三大種族要手拉著手有一段大距離。
以此視之，副首的話不無道理。問題還是那個，什麼是“和諧”？手拉著手叫和諧嗎？那你應該只和女朋友“和諧”過吧！
換個角度。出身於不同教育制度下的學子之間會有“不和諧”嗎？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馬來西亞的留學生鬧過事吧？不同種族/民族的同學/同僚之間可能有文化/行事風格的差異帶來的不理解以至於爭拗，但是這些在種族內、甚至一個家庭裡都常發生。“不和諧”從何說起？
再考慮另一個角度吧。中國那大一統的義務教育制度，就真的締造了一個“和諧”社會嗎？中國所謂的和諧政策，說到底，是一黨專政的政府鞏固政權的舉措。大陸民眾更戲虐地以“河蟹”這個諧音替代了“和諧”。統一教育制度的結果是“和諧”社會還是“河蟹”社會？
在搞清楚何謂“和諧”前，我對副首言論的看法是：單一源流的學校或許可以促成種族間更多的交流，進而促進所謂的種族“和諧”；可如上指出以及無數我們不知道的例子都說明，種族和諧不需要通過也不會因為劃一的教育制度而形成。
我認為統一各源流學校不可取，可不是說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沒有問題。重點是，我們應該要問：這些問題是什麼，而它們又是源自哪裡，最後再求解決之道。不談問題，直接提出解決方法——這樣看副首的建議，顯然是有點“猴急”，不講道理了。
多源流學校或許是影響國民團結的一個因素，可它絕對不是全部，甚且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官員們如果能做個表率——謹言慎行，擺事實説道理，而不是一味地撈取政治利益或者管制權利，這樣更能促進國民團結吧？
我們需要這麼多外勞嗎？
刊於2015年8月18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阿末扎希上任副首相以來，頻頻發表政見。最近有題為《阿末扎希：未來3年引進150萬人‧要求孟訓練過濾外勞》的報導，內容述及兩國已交換備忘錄，未來三年將分批引入合法並且“健康及沒有犯罪記錄的”孟加拉籍勞工。新副首不忘聲明，在引入這批外勞前，政府要驅逐國內約200萬人非法外勞。
先打擊非法外勞，後引入合法勞工。新副首澄清，國內的外勞數量不會因為這份備忘錄的遞交而劇增。
國内的外勞概況如何？單是已登記的外籍勞工，截至2010年的統計有212萬。非法活動是可遏止但又杜之不絕的。不管打擊有多嚴厲，這些合法非法的外勞加總起碼有400萬人。
400萬是個怎麼樣的數目？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馬來西亞有約3000萬人口，意即這400萬就佔了我國人口近八分之一!而這400萬，也差不多等於檳城和吉隆坡這兩大城市的人口總和。400萬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將形成繼雪蘭莪之後的人口第二大州。
當然，這400萬人散佈於全馬各地。按比例計，吉隆坡有約8%的非國民人口，檳城有約7%，最多的在沙巴和納閩，各佔了她們近四分之一人口。
這樣的數字，不可謂不驚人。我們要問的，是我國到底需不需要這樣多的勞動力？
副首相認為，外勞們填補了國人不願意從事的、號稱“3D”的行業。3D即Dirty、Dangerous及Difficult（我在一份十年前的學報上看過第三個D是demeaning，低賤是也）。
也有論者認為，外勞並沒有和本地人搶飯碗。如果沒有外勞，一些依靠廉價勞力才賴以生存的工種/行業將會被淘汰，而國家經濟就會愈加一籌莫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強硬地將某些工種歸類進而聲稱其將如何如何，是不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任何工作，都有那所謂“3D”的成分。這些是工人面對的成本了。可多，亦可少。但我們不要忽略了回報。成本越高的行業，雇主非得出個夠高的價格否則毋以聘得員工。而只要回報夠高，“4D”、“5D”的工種都會有人趨之若鶩！
合理回報是多少，永遠說不准。我們只能比較在不同選項底下的機會成本。
政府大肆引進外勞，讓外勞們以廉價打進了這些所謂“3D”行業的勞動市場。他們之所以廉價，不是雇主剝削，是因爲他們選擇工作的機會成本夠低。這是因爲外勞離鄉背井，在異地無甚福利照顧；而離鄉背井的底因正是因爲其本國的環境更加惡劣。“3D”能比這些更糟嗎！？
本地人或有政府福利照顧，或有家族庇廕，我們的機會成本是較高的。在競爭下的“3D”勞動市場，本地人因爲期許更高的回報敗下陣來。
對外勞們合理的回報，對本地人可不合理。理性（兼且經營有術）的雇主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必然選擇工資成本較低的勞工，怪不得雇主。
以今天馬來西亞只有3.1%的失業率來計，如果將400萬外勞全數遣返回國，我國有不少行業恐怕會面臨結業之困。但是不要忽略了，我國的勞動人口參與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只有67.5%，意味著全國上下有32.5%的15-64歲國民（約1000萬人），是“不參與”勞動的。他們或是在進修，或是遊手好閒。總之，他們不在工作之列，亦不是失業之屬。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我國罪案頻生，或和這龐大的非勞動群體有關！
要繼續抱持“3D”行業無人從事而需依賴外勞的心態嗎？那麼本地人永遠無法打入廉價的勞動市場。我們必須相信，有利可圖的行業，雇主將有能力負擔更昂貴的勞力成本——聘請本地人，進而釋放一部分那1000萬人的勞動力；而依賴廉價外勞來支撐的行業，終非長久之計，讓它們自然的被淘汰吧。
阿末扎希上任副首相以來，頻頻發表政見。最近有題為《阿末扎希：未來3年引進150萬人‧要求孟訓練過濾外勞》的報導，內容述及兩國已交換備忘錄，未來三年將分批引入合法並且“健康及沒有犯罪記錄的”孟加拉籍勞工。新副首不忘聲明，在引入這批外勞前，政府要驅逐國內約200萬人非法外勞。
先打擊非法外勞，後引入合法勞工。新副首澄清，國內的外勞數量不會因為這份備忘錄的遞交而劇增。
國内的外勞概況如何？單是已登記的外籍勞工，截至2010年的統計有212萬。非法活動是可遏止但又杜之不絕的。不管打擊有多嚴厲，這些合法非法的外勞加總起碼有400萬人。
400萬是個怎麼樣的數目？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馬來西亞有約3000萬人口，意即這400萬就佔了我國人口近八分之一!而這400萬，也差不多等於檳城和吉隆坡這兩大城市的人口總和。400萬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將形成繼雪蘭莪之後的人口第二大州。
當然，這400萬人散佈於全馬各地。按比例計，吉隆坡有約8%的非國民人口，檳城有約7%，最多的在沙巴和納閩，各佔了她們近四分之一人口。
這樣的數字，不可謂不驚人。我們要問的，是我國到底需不需要這樣多的勞動力？
副首相認為，外勞們填補了國人不願意從事的、號稱“3D”的行業。3D即Dirty、Dangerous及Difficult（我在一份十年前的學報上看過第三個D是demeaning，低賤是也）。
也有論者認為，外勞並沒有和本地人搶飯碗。如果沒有外勞，一些依靠廉價勞力才賴以生存的工種/行業將會被淘汰，而國家經濟就會愈加一籌莫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強硬地將某些工種歸類進而聲稱其將如何如何，是不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任何工作，都有那所謂“3D”的成分。這些是工人面對的成本了。可多，亦可少。但我們不要忽略了回報。成本越高的行業，雇主非得出個夠高的價格否則毋以聘得員工。而只要回報夠高，“4D”、“5D”的工種都會有人趨之若鶩！
合理回報是多少，永遠說不准。我們只能比較在不同選項底下的機會成本。
政府大肆引進外勞，讓外勞們以廉價打進了這些所謂“3D”行業的勞動市場。他們之所以廉價，不是雇主剝削，是因爲他們選擇工作的機會成本夠低。這是因爲外勞離鄉背井，在異地無甚福利照顧；而離鄉背井的底因正是因爲其本國的環境更加惡劣。“3D”能比這些更糟嗎！？
本地人或有政府福利照顧，或有家族庇廕，我們的機會成本是較高的。在競爭下的“3D”勞動市場，本地人因爲期許更高的回報敗下陣來。
對外勞們合理的回報，對本地人可不合理。理性（兼且經營有術）的雇主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必然選擇工資成本較低的勞工，怪不得雇主。
以今天馬來西亞只有3.1%的失業率來計，如果將400萬外勞全數遣返回國，我國有不少行業恐怕會面臨結業之困。但是不要忽略了，我國的勞動人口參與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只有67.5%，意味著全國上下有32.5%的15-64歲國民（約1000萬人），是“不參與”勞動的。他們或是在進修，或是遊手好閒。總之，他們不在工作之列，亦不是失業之屬。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我國罪案頻生，或和這龐大的非勞動群體有關！
要繼續抱持“3D”行業無人從事而需依賴外勞的心態嗎？那麼本地人永遠無法打入廉價的勞動市場。我們必須相信，有利可圖的行業，雇主將有能力負擔更昂貴的勞力成本——聘請本地人，進而釋放一部分那1000萬人的勞動力；而依賴廉價外勞來支撐的行業，終非長久之計，讓它們自然的被淘汰吧。
為什麼馬幣還在跌？
刊於2015年7月26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幾個月前，有在台灣留學的朋友焦急地問我，馬幣還會不會跌。她知道我是讀經濟學的。不想讓她失望，我必須提供一個答案。於是我上網查了一下資料，其時國家銀行剛發布年報，行長潔蒂亦頻頻上報。從報告裡提供的數據和行長的言論判斷，我認為馬幣快將回穩。
可不是嗎？於今回望，三月到五月間，馬幣非但止跌，還略有上升。
我的推斷，一方面源自看到國行年報中國際儲備(International Reserves)的大幅減少，顯示著國行伸出有形之手，企圖控制匯率。變賣儲備中的外匯，可以提升他國貨幣的供應量，壓制他國貨幣的漲幅，以達到維護本國幣值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馬來西亞奉行大政府主義，意即政府想要做到的，不可能做不到。看到行長大拍胸口式地說馬幣是被低估了不會再貶值了，我們還有理由不相信政府將出手救救幣值嗎？
話雖如此，自六月始，馬幣重拾跌勢。政府的算盤何以打不響？
讀者須知，政府每年從Petronas收取佔其收入超過三成的石油稅，油價下跌，政府收入大受打擊。然而，考慮到馬來西亞是石油淨入口國（見星報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報導），油價下跌，對本國經濟該有所提振，幣值不至於下跌。論者將馬幣弱的原因歸咎於油價跌是錯的。
問題出在收入分配。油價跌，人民的收入提高（打油便宜了），政府收入卻減少了。照經濟原理看，政府石油稅收的減少會在所得稅上得到補償。可是，由於消費稅的實施，人民會少消費，經濟會變得呆滯，政府的收入不會得到補償。國債累累，政府收入減少是頭痛的問題。
怎麼辦？國內市場呆滯，我們轉戰國際市場如何？於是乎政府要鼓勵出口，其中一個法門就是把幣值壓低。
幣值的強弱，直接影響進出口。舉個簡單的例子，馬幣弱了，淘寶貨比以前貴了不少，你會少淘點寶，從中國的進口於是少了；相反，馬幣跌則使得貨品價格較為相宜，這即是新加坡人蜂擁新山的原因。
我們無從判斷幣值要有多弱，才有足夠吸引力。和印尼對比，馬幣在油價跌的這段期間並沒有偏弱。幣值下跌雖然對我國的出口進而對經濟有所裨益，但終非長久之計。在出口市場上，我們這是以價取勝，不是以質取勝。馬來西亞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上文提到的大政府主義和消費稅（消費稅實由大政府促成！），都應取締！
幾個月前，有在台灣留學的朋友焦急地問我，馬幣還會不會跌。她知道我是讀經濟學的。不想讓她失望，我必須提供一個答案。於是我上網查了一下資料，其時國家銀行剛發布年報，行長潔蒂亦頻頻上報。從報告裡提供的數據和行長的言論判斷，我認為馬幣快將回穩。
可不是嗎？於今回望，三月到五月間，馬幣非但止跌，還略有上升。
我的推斷，一方面源自看到國行年報中國際儲備(International Reserves)的大幅減少，顯示著國行伸出有形之手，企圖控制匯率。變賣儲備中的外匯，可以提升他國貨幣的供應量，壓制他國貨幣的漲幅，以達到維護本國幣值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馬來西亞奉行大政府主義，意即政府想要做到的，不可能做不到。看到行長大拍胸口式地說馬幣是被低估了不會再貶值了，我們還有理由不相信政府將出手救救幣值嗎？
話雖如此，自六月始，馬幣重拾跌勢。政府的算盤何以打不響？
讀者須知，政府每年從Petronas收取佔其收入超過三成的石油稅，油價下跌，政府收入大受打擊。然而，考慮到馬來西亞是石油淨入口國（見星報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報導），油價下跌，對本國經濟該有所提振，幣值不至於下跌。論者將馬幣弱的原因歸咎於油價跌是錯的。
問題出在收入分配。油價跌，人民的收入提高（打油便宜了），政府收入卻減少了。照經濟原理看，政府石油稅收的減少會在所得稅上得到補償。可是，由於消費稅的實施，人民會少消費，經濟會變得呆滯，政府的收入不會得到補償。國債累累，政府收入減少是頭痛的問題。
怎麼辦？國內市場呆滯，我們轉戰國際市場如何？於是乎政府要鼓勵出口，其中一個法門就是把幣值壓低。
幣值的強弱，直接影響進出口。舉個簡單的例子，馬幣弱了，淘寶貨比以前貴了不少，你會少淘點寶，從中國的進口於是少了；相反，馬幣跌則使得貨品價格較為相宜，這即是新加坡人蜂擁新山的原因。
我們無從判斷幣值要有多弱，才有足夠吸引力。和印尼對比，馬幣在油價跌的這段期間並沒有偏弱。幣值下跌雖然對我國的出口進而對經濟有所裨益，但終非長久之計。在出口市場上，我們這是以價取勝，不是以質取勝。馬來西亞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上文提到的大政府主義和消費稅（消費稅實由大政府促成！），都應取締！
馬幣貶值的底因
刊於2015年7月24日《星洲日報》言路版（經編輯更易的題目為〈馬幣貶值中的政府角色〉）
不少論者提出，馬幣跌對本國經濟實有裨益。我認同，尤其在消費稅促成無人願意出門買東西的情況下，幣值下貶促進出口，讓因為本地消費減對經濟衰退造成的效應稍稍緩解。其實，這說法暗示了馬幣貶可能由政府造成。經濟學裡有一個幣量理論，說的是貨幣供應增加會造成通貨膨脹，進而促成幣值下跌，而貨幣供應的多寡掌握在政府手上！
根據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星報報道（Govt reveals M'sia net importer of crude oil, petroleum products since 2014）所載的高官言論，說實則馬來西亞是個石油淨入口國。因此油價跌對經濟有所提振，不應該造成馬幣貶值。反過來說，馬幣貶值不是由油價跌造成。
此言或是實情，但此間存在收入分配問題：油價跌惠及平民百姓，對國家的收入卻有大影響。因為我國政府有大約30%的收入來自石油，油價跌，對行大政府主義（福利多多）及外債重重的馬來西亞政府是很不利的。按照經濟學理論，我們可以推斷，由於油價跌，政府有壓抑幣值的傾向。何解？
其一，在消費稅造成國人消費意欲低下進而形成通縮壓力的情形下，政府可以大量增發貨幣而不會促成嚴重通脹。政府此著是殘酷不仁且違反其身為大政府人民父母官的身份所應有之義。因為政府自己印鈔自己花，花完了，貨幣流動到市場上。因為幣量增加，通貨膨脹，幣值下貶，人民手頭上的一百塊，比原來可以買到的東西少了。此即“通脹稅”也。經濟學家說它是“稅”，也正因為它由政府一手促成。
其二，和油價有關。“檳城研究所”（Penang Institute）今年一月份的研究報告指出，原油皆以美元結算，亦即馬來西亞出口的石油，換來的也是美金。這就帶到政府收入的話題。我國那30%的石油收入，實則全由Petronas貢獻。油價跌，此價乃美金之價。為了使賬面收入不至於減少太多，讓馬幣貶值吧，賣原油賺來的美金，就可以換到更多的馬幣了！Petronas以馬幣報賬，通過馬幣貶值，政府收取的稅額就高一點！
該報告還做出預測，在不同水平的油價底下，個別的幣值（他們用了1兌3.5、3.75、4）將為政府帶來多少稅收。最理想的情況，是當（布蘭特）油價企於70美元而馬幣是1兌4，則可大致收回油價跌而造成的收入減少。以今天的水平計（馬幣1兌3.8，油價大約55美元），政府的石油稅，將大減一百億令吉，佔去年政府總收入接近5%！
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設油價徘徊於55美元而馬幣貶至1兌4，政府即可收復十三億令吉的收入。你認為政府會這麼做嗎？
消费税造成物价上涨，不是通货膨胀
刊於2015年3月30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消费税自2014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即将落实后，各方争议不断。2015年的预算案更以消费税为核心课题，多项政策因其而订，因税而调。消费税的推出既是无法挽回的狂澜，客观地分析消费税会带来的效果，看来是很重要的。
报上刊载的言论，多把民生困苦、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矛头齐指消费税。没错，消费税会造成民生更加困苦、整体物价会有一次性上调……但是，通货并不因此膨胀。
我不是在玩弄经济学术语。坊间、报上很多记者甚至评论人都用上了“通货膨胀”这个名词，或者有时“通膨”有时“通胀”。乱七八糟，把消费税的这盘通膨“账”搞糊涂了。
经济学上的“通货膨胀”，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里，人们对整体物价上涨的预期；这预期会造成人们有超前消费的意图。
简单来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今天的一元能买到比明天更多的东西，于是人们赶着今天消费；明天的一元比后天的一元更值钱，如是轮转，恶性循环。物价不止上涨，它还“持续”上涨。
征收消费税，物价只会“一次性”上涨，不会有通货膨胀。不用说，稍有脑筋的国人肯定在2015年4月1日前囤积将要征税的消费品。而此后节衣缩食、减少消费，稍作调整。苦一点，但还活得过来。
消费税让人有钱不肯花；通货膨胀让人有钱马上用。此间差异，读者看明白了吗？
有钱不用，当然是把钱存起来了。存钱者，留作未来消费之用也。这本来无伤大雅，但是消费大规模地降低，是会造成经济停滞的。人人不消费，店铺生意减了、工厂订单少了；大商行要裁员（失业率增加）、小商铺或许会倒闭（生产降低）。这是消费税造成的消费减少带来的恶果。
读者一定在好奇，为什么我们要厘清“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答案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可以有千千万万；通货膨胀的导因却只有一个：货币供应的增长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学泰斗佛利民（M. Friedman）说过，通胀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事实上，我国统计局也有专文论述本国的通胀、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得到的结论支持着上述观点。*
显然，造成通胀的 祸首，是控制着货币供应的机构——政府。如果明年通胀高企，绝对是因为货币供应的激增而非消费税的影响。如此一个经济学本科生都可以看得出的道理，政府不会不知道吧？
在消费税推出前夕受到千夫所指的政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奇哉怪也！政府葫芦里卖的药，到底是什么？读者以及评论人，仔细想想吧！
撤除所有汽油津貼吧
刊於2014年10月28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星洲网十月四日“旧”闻《纳吉：减燃油津贴为长远利益‧“人民国家最终受惠”》载首相先生言论：“……我们的确是削减津贴，不是调高油价……”与“……长久下去，最终会对国家带来许多弊端。”前者与后者，皆对一半，错一半。
马来西亚的汽油是长久以来都得到政府津贴的。津贴者，将物价强硬地压制在市价以下。星报报道Ron95汽油市价在每公升RM2.58，与十月二日减津后的价格RM2.30，政府仍要承担28仙的津贴额。是减津，减的是20仙的津贴；但同时亦是调高油价。若油价没有“调高”，十月二日十二点正前的油站长龙是因何而排的？
说没有调高油价是错的。错在“调”字。调者，有人为操作的意味。政府今天是减津，不是除津。只要津贴一日还在，油价的变动，都是人为的调整。
首相先生说若不减津，“长久下去”定必带来祸害。这说法没有错，但不用再等到“天长地久的下去”，汽油津贴的祸害早已出现——日益严重的交通阻塞问题就是油津所致；廉宜的私人交通费用直接“遏止”了人们乘搭公共交通的意愿；低廉的油价使得人们不介意定居远郊，每天开一小时车去工作（来回两小时），间接地阻碍了城市的发展……等等。
汽油市价vs. 津贴油价
每回政府调升油价，不管给出什么理由，民间反对声浪总是一波接一波；报纸评论一篇接一篇，声声不绝。抱怨物价调升，实属人出于“自利本性”之常情（没有贬义）。应当注意的是，抱怨归抱怨，那是情感上的事；讨论经济问题，是科学上的事。任由情感左右我们的经济分析，其结果必然不科学！
关于马来西亚的油价，我们最常听到的论调是，马来西亚贵为产油国，油价理应廉宜。这说法本身没有错，可是用在要求或是支持汽油津贴，就是大错特错！需知道，今天就算把津贴完全撤除，我国的油价也远比其他国家便宜。谷歌一下，发现马新社去年就制作了一幅简表来比较东盟各国Ron95汽油价格*，我国除津后的油价还要比毗邻的新加坡、泰国还便宜近半。免除津贴后的Ron95价格，是RM2.58。
若读者还不满足于小小东盟的数据，可到世界银行网站查看全球经济数据**。世界三大油产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美国——的油价分别为折合约每公升RM3.22、RM0.52及RM3.16。一国是否产油及其油价显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产油量越高，油价越低）。根据维基百科，马来西亚产油量只得屈居第二十九位而油价依然远低于俄罗斯美国，除津以后，油价也不高！香港今天无铅汽油价，不算RM2.54的赋税，约每公升RM4.44。
让我不厌其烦地重申，我国Ron95汽油的市价为RM2.58，津贴以后是RM2.30。除津后的RM2.58虽然高，但绝对是“可负担”的——少游点车河、多走几步马路可也。抱怨属人之常情，稍有同情心就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应当认真正视本身过度用车带来的后果。
政府要怎么“调升”油价而不惹起持续的民怨？方法简单，就是撤除所有津贴，让市价自由浮动。值此之时，首相先生或许可以名正言顺地声明：“我们爱民如子，不是‘调’高油价，只是撤除津贴……”！
*详见：
Subsidi Kerajaan Untul Barangan Pengguna http://kpdnkk.bernama.com/bannerBesar/flyers
terkini-2013.pdf
小贩外劳掌厨禁令的效果
刊於2014年10月27日《星洲日報》言路版（經編輯更易的題目為〈小販禁令零效果〉）
州政府于本月二十四日议决实施『小贩外劳掌厨禁令』。真没想到，州政府是当真的！
此中争议起自林首长七月十二日的『建议』。网上、报上评论热烈非凡，支持与反对者意见参差，且延烧不断。林首长制造话题果有一手！该项『建议』打着保育传统美食之旗号，意图良善，不容置疑。围绕着『意图』来展开的讨论都是多余的。
我们要问，这项『建议』的含义，以及其将带来的实质效果，是否能够达致其『意图』？
意图与效果从来是两码子事。『禁令』的效果究竟会是什么？让我告诉读者吧——除了给小贩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鄙人在槟城出生、长大，凡二十有年，从未见过一个小贩档口全由外劳负责。各人观感容或有别。但事实是，那些称得上是真正的好吃的『美食』，很多出动全家大小；而味道较为一般的小贩，除了端碟送菜请外劳，『镇守』档口的肯定至少有个『本地人』。
小贩档口有个『本地人』，是必然的现象。且不说外劳有无本事炒得一碟好果条，单是收钱方面，档主就不能不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负责。一般而言，这是档主或其家人亲自负责的工作。
这就带来这项禁令的关键点——定义『掌厨』的难处。如何定义『掌厨』？在档口切肉勺汤算吗？负责切辣椒又算什么？很多小贩是在开档前一晚熬汤及准备配料的，这些交给外劳处理，又算吗？
这些细节的处理及监管，太难了！监管成本的高昂，将使得禁令如同虚设，或者造成有人铤而走险，贪污贿赂——贪污成本没有监管成本高！
事实上，受禁令影响的非但只是极少数小贩。这些极少数只会把那些符合『掌厨』定义的工序交给那位『信得过的人』处理。禁令的效果，对小贩而言，是工作的转移，顶多增加一点经营成本，而这并不影响食物的品质。
如此看来，小贩禁令何以受落？愚见以为，外劳充斥小贩中心和餐厅食肆的情况太严重了。大家对外劳影响饮食经验已有不言而喻的共识，对改善此等情况早已迫不及待。林首长推出的『禁令』是对国人此一共识的回应。可是，把小贩外劳问题归咎于外劳『掌厨』是吠错了树。
外劳对饮食经验的影响，主要出自『伺应』，即抹桌端碟之列，而重灾区是连锁餐厅，如旧街场之列。遗憾的是，『禁令』对这两个影响都不会有改善效果！
『禁令』的为祸不深，惟将扩展官僚权力；『禁令』的帮助也几乎为零，大家的饮食经验不会有改善。真正要解决饮食观感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讨论，认清祸首，对症下药。篇幅有限，有机会再谈。
州政府于本月二十四日议决实施『小贩外劳掌厨禁令』。真没想到，州政府是当真的！
此中争议起自林首长七月十二日的『建议』。网上、报上评论热烈非凡，支持与反对者意见参差，且延烧不断。林首长制造话题果有一手！该项『建议』打着保育传统美食之旗号，意图良善，不容置疑。围绕着『意图』来展开的讨论都是多余的。
我们要问，这项『建议』的含义，以及其将带来的实质效果，是否能够达致其『意图』？
意图与效果从来是两码子事。『禁令』的效果究竟会是什么？让我告诉读者吧——除了给小贩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鄙人在槟城出生、长大，凡二十有年，从未见过一个小贩档口全由外劳负责。各人观感容或有别。但事实是，那些称得上是真正的好吃的『美食』，很多出动全家大小；而味道较为一般的小贩，除了端碟送菜请外劳，『镇守』档口的肯定至少有个『本地人』。
小贩档口有个『本地人』，是必然的现象。且不说外劳有无本事炒得一碟好果条，单是收钱方面，档主就不能不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负责。一般而言，这是档主或其家人亲自负责的工作。
这就带来这项禁令的关键点——定义『掌厨』的难处。如何定义『掌厨』？在档口切肉勺汤算吗？负责切辣椒又算什么？很多小贩是在开档前一晚熬汤及准备配料的，这些交给外劳处理，又算吗？
这些细节的处理及监管，太难了！监管成本的高昂，将使得禁令如同虚设，或者造成有人铤而走险，贪污贿赂——贪污成本没有监管成本高！
事实上，受禁令影响的非但只是极少数小贩。这些极少数只会把那些符合『掌厨』定义的工序交给那位『信得过的人』处理。禁令的效果，对小贩而言，是工作的转移，顶多增加一点经营成本，而这并不影响食物的品质。
如此看来，小贩禁令何以受落？愚见以为，外劳充斥小贩中心和餐厅食肆的情况太严重了。大家对外劳影响饮食经验已有不言而喻的共识，对改善此等情况早已迫不及待。林首长推出的『禁令』是对国人此一共识的回应。可是，把小贩外劳问题归咎于外劳『掌厨』是吠错了树。
外劳对饮食经验的影响，主要出自『伺应』，即抹桌端碟之列，而重灾区是连锁餐厅，如旧街场之列。遗憾的是，『禁令』对这两个影响都不会有改善效果！
『禁令』的为祸不深，惟将扩展官僚权力；『禁令』的帮助也几乎为零，大家的饮食经验不会有改善。真正要解决饮食观感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讨论，认清祸首，对症下药。篇幅有限，有机会再谈。
炒iPhone見識文化差異
刊於2014年10月17日《星洲日報》言路
近期说起香港，大家可能只会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占领中环”，鲜少有人留意到炒卖iPhone 6的风潮。“占中”是政治问题，难懂并且令人头痛；“炒PHONE”是经济问题，明了兼有趣味。
炒机风潮始于苹果公司九月十日的发布会——九个首批发售地点中，亚洲地区只有香港和新加坡，中国大陆不在其中！其正式开售日为九月十九日，而九月十二日即开放网上预购。此预购也，在三小时以内就被抢购一空。唯因发货时间由一至四个星期不等，预购者可能要在一个月后才能收到货；抢机高潮，九月十六日才揭幕。
与预购不同，十六日出台的网上预约（iReserve），抢到名额者，可在十九日正式发售日当天到门市取机。网上预约在早上八点开放，不出十分钟，名额已被抢完！是的，可能为了避免有人连夜排队，香港的苹果公司只让成功预约人士购买新PHONE。由二十日始至动笔为文之时，网上预约系统每天早上八点更新，成功预约者可于当天取机。每日开放的名额有限，机种有别。我亦参与其『盛』。竞争激烈，每日名额不消五分钟就被抢清光！
何以大家如此疯狂抢Phone？看看苹果日报九月十日题为《IPHONE 6 PLUS 势炒至两万》的旧闻就略知大概。在正式发售前，已有暗盘预计回收价将溢出原价逾倍。到发售日当天，收机价果然如此——以1：0.42的汇率算，原价约RM2350的16GB IPHONE 6的回收价一度升到RM3570；原价约RM3400的128GB IPHONE 6 PLUS的回收价则高达RM7770！
香港多年以来以其经济自由立足于世，港人对炒买炒卖习以为家常便饭。股票不说，自IPHONE 3GS推出以来炒卖手机已成年度例常『盛事』。任苹果零售店门口站满拿着叠叠钞票的黄牛，就是没有政府插手管制，更不会有人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
因为每人都可凭一己之力（付出时间与金钱）和得到上帝的眷顾（运气）订购，这里没有『公平』问题。容许价格自由波动（翻倍炒上），其实是给消费者（苹果用户或所谓『果粉』）一个大挑战，即到底你肯付出多少代价（主要是金钱）第一时间去拥护/使用这部新尤？如若一位果粉在发售日当天抢到上述那部6 PLUS，其留着自用的代价不是官方标价而是RM7770，RM4370的收入是被放弃了。值得吗？没有人能比付出代价的人更清楚。能够放弃这近乎国人两个月薪水的果粉，算他够『死忠』！
炒风随着九月三十日的消息——中国工信部于当天早晨批入网证、苹果紧后公布大陆十月十七日开卖——而降温。炒风降温而未逝，皆因大陆定价严重偏高和货源不明朗（没有『等』）因素所致。上述那部6 PLUS，现在只有RM250上下的『水位』了。
见香港『水位』不高，我意兴阑珊地上lelong.com.my查看我国水货价格，竟然给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苹果虽然没有给不同颜色定上不同价格，但『收机佬』是有的。在香港，收机价的规律一般是金、银、灰，有时金、银打平，但同一型号灰一般收最低。在马来西亚，根据该网商铺的价格，其规律则是灰、金、银，这回有时打平的是灰和金，银总是最低。
谁说文化不能标价？华人喜金，故肯付出更高代价去换取金色手机；国人好灰，故灰色较贵。不同颜色之间形成价差的因素可以千丝万缕，但价格（或代价）即可说明一切。还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斯说得好：若要消费者表达他们的喜好，强迫他们出价是唯一的可靠办法。
雲數貿事件的經濟分析
刊於2014年7月14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關於雲數貿以及“未來世界首富”的紛擾，傳媒（我看的是《星洲網》和各大報評論）的焦點有三：一、政府部門如何上門執法而“張未富”不見影縱；二、這個會長那個主席（還有政治人物）現身說法，告誡愚民切勿上當；三、評論人對組建金字塔計劃和參與民眾的道德批判。
愚見以為，第一點和第二點充分顯示我們社會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特色，人民資訊不全而智識有限，非得由大家長小家長來指導；第三點則說明我國評論格局狹窄，沒有言人所不能言之議論，甚為可惜！
馬來西亞人太熟悉直銷了。誰的朋友圈裡沒有做Amway的？又有誰不是把任何塑膠製的包裝器皿稱為Tupperware的（Tupperware只是一個生產膠盒的品牌！）？
我們要問，張健的所作所為有沒有抵觸法令條文？
更重要的，在這樣一個精於直銷的社會，為什麼類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從不間斷地發生？
捆綁銷售·自由入會
報導指出，雲數貿是一個足以使人快速致富的金字塔計劃。入會費三百，成功招攬兩人，就可獲得兩個下線會費總和的兩成佣金（一百二十元）。下線再招攬下線，上線可以抽成，惟具體情況沒有披露。另外，入會後可享有的權益，是享半價用餐及購買其品牌（清一色印有張健頭像和其自封的頭銜，姑且稱為“未富牌”吧！），報導指出產品涵蓋衣食住行，需要的和須要的什麼都有。
我不知道這些商品折扣後的價格是多少（雲數貿網站www.cdtup.com已“不存在”）。享有半價購買之惠，實質上等於是買了二分之一的物品了。也就是說，入會買到的是一個優惠權。權利在手，不行使，入會費白付；你必須要另付每件商品折扣後的價格，才能購得所需所要。經濟學把這種行為稱為“捆綁銷售”，而捆綁銷售的目的，在於榨取消費者盈餘。
張健是不是在榨取消費者盈餘呢？把黑人牌和未富牌的牙膏擺在一起，未富牌就算免費我都不敢用！價值是主觀的。像我這種人不會考慮入會，或者我入會的原因是為了賺取招攬下線的佣金；選擇入會者，確又可以從優惠中獲益。
照此推理，雲數貿不是人人喊打的金字塔計劃那麼簡單。除非沒有申請執照，它不一定違法，因為1993年的法令說直銷包括售賣“服務”而服務指的是權益（rights and benefits of any kind except the supply of goods）。另外，雲數貿至少也讓我們多一個購物的選擇。從競爭的角度度之，社會整體將獲益。
官僚少多事·民眾自主血汗錢
撇開這條、那條法例不談，這起風波告訴了我們什麼？
打著維護消費者權益，防止人民被詐取血汗錢等旗號，議員先生們勞苦奔波，會長們口沫橫飛，官員們上門執法……可是，消費者到底要不要他們來保護？當今視頻明顯地提供了否定的答案。上繳了血汗錢的人民非但一句多謝都沒有，還發聲力挺“老大”。當的是全馬三千萬子民的面，其代價（華人最愛的面子，和可能斷送親友關係的名譽等等）不可謂不小，而他們都不像是已收到寶馬或八萬元的“幸運兒”！（我假設受訪者如此。而受訪者的言論作不作得準，還有待有心人起底（香港話，馬來西亞跟中國叫“人肉搜索”））
大馬建國的基礎，離不開大家長主義由上而下的管治。獨立五十餘年，大家長主義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智的開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蒸發，卻已根深蒂固。今天各種各樣打著“保護”旗號的法令都是明例！尊敬的議員以及官員先生們縱然情操幾高尚，其所行所作，以效果衡量，都是在撈取政治資本！民間萬象，幾時有被認真看待？
信仰崩壞·無關貪念
若受訪者說的皆屬實情，不消說，“洗腦論”必然不脛而走。然而，心理學家早有定論，非你情我願、願打願挨而催眠方能成事；非得嚴刑威逼，洗腦談何容易！張未富有這幫忠心的追隨者，某程度上，他們心底有一種“被遺忘的子民”的尷尬心態，而張未富發揮的功能，無非安撫和激勵。“難民”們由衷感謝，非但不奇怪，小學的道德教育也要因此而拿一百分吧？
評論者似乎還有一種“活該論”，說是勞苦大眾貪念作祟，一再被貪字迷惑，才會讓騙子得逞，錢滾錢的遊戲才會禁之不絕，一日不去心中貪念，一日就會繼續受騙……
其實，摘下“貪”字在中文感情色彩含貶義的包袱，人誰不貪？貪者，在局限下爭取最大的利益。會員付出三百大元買的雖非實體商品，買一個安慰，買一個活下去的理由，豈不值得？貪又怎麼樣了？
以此視之，雲數貿事件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信仰的崩壞——風俗、宗教、經濟制度讓人無不垂頭喪氣，因此而崇拜不知廉恥自稱首富且同樣信仰崩壞的無恥之徒！不從根本上看待問題，只談什麼嚴格執法，只談什麼人性貪婪，民怨只會越積越深。就算今日走了“未富”，他日定會有人捲土重來，只因他們有民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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